文‖石良平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转变,显然,国际资本也看到了这种变化,因此,近年来进入中国的外资结构和进入模式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欧美和日本的一些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正在中国积极寻找投资伙伴。这些外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企业规模小,投资量不大,但产品技术含量高,工艺复杂,对劳动力的知识水准和技术能力要求高。从“十二五”开始,进入中国的外资结构将开始由跨国公司为主向中小型科技企业转变,主要有以下体现:

　　首先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和中小型科技企业进入中国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由于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是在全球布局,因此他们更愿意利用中国的低廉资源,把产业链的生产加工部分投资中国。而中小型科技企业看中的则是相对廉价的知识型人才和具有配套加工的外部环境,他们往往更愿意把核心技术一同引入中国;二是以利用土地资源为主向利用人力资源为主转变,尤其是对那些高新技术产业而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已经大大超过了对土地的需求;三是以吸引廉价劳动力为主向利用知识型劳动力转变,这些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盈利性使这些企业大量使用高级人才成为可能;四是外资的合作伙伴由国有企业为主向民营企业转变,这是因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运行需要更为灵活的机制和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而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大大超过国有企业的。由于外资进入的这种转变过程正好与中国经济的转型相吻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力量会在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转型中爆发出相当大的能量。

　　从战略发展与制度变革角度看,这一轮外资进入的结构性变化,将是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第三个重要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乡镇企业的崛起。乡镇企业利用当时国有企业市场化能力不足的弱点,大规模地利用国有企业的“星期六工程师”和国有企业不愿意干的“低档产品”,并利用自己在体制机制上的优势,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量。这个转折点可以称为民资与国资的结合。

　　第二个转折点是上世纪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随着土地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形成了“外资包围国资”的态势,通过外资与国资的合作、参股、控制、联盟等形式,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大分化、大改组,从而形成了改造后以国有资本为主体,以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为形态,以出口加工为核心的产业结构格局。第二次转折点可以称为外资与国资的结合。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第三个转折点,可能是在前两次转折后的更深层次和更高层次上的一次变革,我把它称为外资与民资的结合,这次结合将决定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否能够成功,而率先与这些外资合作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将会成为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先锋力量。经过这次转折,中国可能会形成一大批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高新技术巨人,甚至出现引领世界高新技术的领头羊。因此,必须高度认识和重视这一重要的转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这种外资进入的变化,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都说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和转折点。这种意识上的茫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紧缩的政策正在围逼已经慢慢成熟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以来,央行六度上调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三次加息,这种紧缩政策至今仍没有松动的迹象。在一系列紧缩政策的综合影响下,金融体系流动性持续收紧,货币市场的资金价格呈持续上升态势,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的融资困境。民间融资的利率已经高到无法对实体经济进行投资,从而造成大量民间资本流向投机领域。

　　央行采取紧缩金融政策,其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但已有多种研究表明,这次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对付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用紧缩的政策是难以奏效的,过度的紧缩,除了换来“滞胀”外,并不能给经济注入更为健康的因素。

　　中央关于经济转型的大方向已经明确,也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但却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经济转型的外部环境。要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转型,只有在宽松的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而为了对付难以控制的轻微通货膨胀去牺牲经济转型的机会,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央行必须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逐步放松目前的紧缩政策,给经济转型一个喘息的机会,也给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注入新鲜血液,才能使他们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领跑者。

　　第二、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没有重点关注外资进入模式的变化。去年国家发改委推出了重点扶持七个新兴产业的政策,这无疑是中国产业政策变化的一个信号,意味着中国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将会迈出新的步伐。然而,已经起步的新兴产业走得并不顺利,许多产业如新能源等刚开始生产就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有些甚至还制造出新的污染,给新兴产业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实践再三证明,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并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比市场更聪明”。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实际上是由市场支配的,是内生的,是有规律的。我们进行任何产业规划都要符合市场发展的基本规律。从目前的情况看,开始进入或正准备进入中国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外资并不全都归属于我们所确定的七大新兴产业之中,其中大部分都是传统产业产业中派生出来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些产品一方面与传统产业对接,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其高科技含量也具有广泛的产业渗透性,可以通过技术的不断转换形成新的产品领域。但由于我们的新兴产业政策过于偏激,没有很好地协调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衔接和融合,从而导致这些具有高新技术性质的外资不能得到很好的政策扶持,引进速度不快。

　　第三、许多最有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施展才能的民营企业自身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在体制机制上的优势,这些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外资中小企业最有可能与中国的民营企业相结合。但是现在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或私人创业者似乎并没看清外资转身的这个机遇,无论在人才储备还是在技术配套准备上都还没有形成意识,做好准备。不少民营企业在过紧的货币政策下,选择了放弃实业,放弃技术储备而把资金投向房地产和稀缺资源的炒作中去。尽管这是中国现在的大环境所迫,但缺乏远见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克服上述三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当务之急。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谁先看到了这种机遇,谁先做好了这种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谁就将在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大利。

　　本文作者为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成员